由于出生人口锐减，中国的人口结构将会面临倒金字塔式的老龄化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倡导“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中提到：“有人认为，在一个老龄化社会，社会的创造性会下降，而没有创新能力就没有发展的光明前景。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政治上不正确，经验上也找不到依据。不能因为要论证生育政策改革的必要性，就寻找各种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论据。有各种各样的事例都可以证实，从个体上看，年龄提高了创造力绝不降低，例如，诺贝尔奖的获奖年龄多年来一直是提高的；从社会层面看，老龄化也不意味着整体创造力下降。”

针对这一议题，我们基于多年深入研究的观点是：老龄化会拖累创新，创业，从而拖累经济。 当然，我们说老龄化拖累创新，并不是说在老龄化时代，创新力就一定会下降。即使在老龄化时代，由于其他因素比如教育水平提升、经济实力增强、技术积累发力以及伴随城市化的人口聚集，整个创新力依然可能进一步提升。在这种情况下，老龄化拖累创新则体现为，如果没有老龄化这个因素或老龄化不那么严重，创新力将会提升得更快。

蔡昉教授是中国人口学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其观点具有很大的政策影响力。鉴于他的说法与我们研究的结论相去甚远，我觉得有必要通过这篇文章来回应他的说法。

要分析老龄化是否会影响中国创新，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中国老龄化的原因。导致老龄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均寿命延长，二是生育率走低。相比其他人均寿命相似的国家，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要更高，而且在未来要高得远为更多。所以中国老龄化的重要原因是我们生得太少。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数量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了3100万人，00后又比90后少了4100万人。

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中国年出生的人口在2017和2018已经连续两年下降，而今年有望进一步下降。等到80后步入退休年龄，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还要更加严重。而且，中国总人口在未来几年就会开始萎缩，最初比较缓慢，但会逐步加速。如果不能将生育率大幅提升大更替水平附近，中国人口最终将进入持续性的快速萎缩。按目前的自然生育率趋势，中国人口到本世纪末可能跌至六亿多。

伴随着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中国的年轻人口乃至总人口规模将迅速减少，这对中国的创新力和国力有巨大的负面效应。我在《人口创新力》【文献1】一书中对创新力的规模效应已经进行了充分论证。中国之所以现在能够在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就成为科技强国，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世界最大的人才和市场规模。中国具有世界上品类最齐全的制造业，拥有可以与美国抗衡的互联网产业。在数据为王的前沿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中国科技企业的人才和数据优势令其他国家羡慕不已。

令人痛心的是，出生人口的大幅减少正在严重削弱中国的这种规模优势和未来潜力。考虑到美国远超中国的生育率以及其吸引全球高科技移民的优势，如果不能走出超低生育率陷阱，中国针对美国的人口规模优势将在两三代人内就消失殆尽。尽管创新的规模效应已经得到了经济界和科技界的普遍认可，但蔡昉教授在其讲话中对涉及人口和创新的这个重要因素却避而不谈，这点令人遗憾。

蔡昉教授提出老人也可以创新并且提倡通过推迟退休年龄来缓解老龄化的问题。他甚至认为，将老龄化与社会创新力下降联系起来是政治不正确，经验上也找不到依据。我不知道分析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与政治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给某种结论贴上政治性标签是一种科学和求实的态度，但我相信人口趋势是影响中国未来经济乃至国运的头等大事，在这方面的任何分析和研究都必须尊重事实，有理有据。

在老龄化与创新的关系方面，我恰好做过深入研究。虽然五六十岁的科学家也会有很多创新，但是大量的数据显示【文献2】，最具颠覆性的科学研究大部分是由年轻科学家完成，虽然他们可能要等到七八十岁才会获得诺贝尔奖。而最具颠覆性的高科技企业通常也是由年轻企业家创办的。比如，全世界市值最高的20家高科技公司几乎都是由当时的年轻人创办的。去年我和斯坦福的EdwardLazear教授和北大的王辉教授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的一篇论文【文献3】，就分析了多国的人口和经济数据，其结论是：在老龄化社会，不仅年轻人少了，而且每个年轻人的活力会大打折扣。

延长退休年龄，当然是解决财政负担的不得已为之的措施，但老人占据更多的领导岗位和话语权，反而可能进一步压制年轻人的活力。最近二十年，日本企业在IT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芯片和手机产业的败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尽管日本高科技产业相对竞争力下降背后有很多因素，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严重老龄化和人口萎缩是一个基础性因素。

蔡昉在讲话中称，应该把老年人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即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载体、创新创意的源泉。他提到，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把16岁及以上的年龄人口都叫做劳动年龄人口，上不封顶，并认为这在经济学上具有积极意义。我认为，在健康寿命延长的前提下，创造良好环境，让老年人更大程度发挥作用显然是合理之举，但通过调高劳动年龄上限，甚至上不封顶来重新定义劳动年龄人口，对缓解老龄化问题并无助益，更谈不上是创新应对老龄化的理念。其实，别说上不封顶，只要把老年人口的标准提到比人均寿命高10岁的水平，那就能在名义上永久性地解决老龄化问题，因为按这个定义的老年人口占比永远是极小。但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人口面临的真正问题，与其说是老龄化，不如说是少子化。作为人口经济学方面的学者，蔡昉不可能不知道，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长期来看人口规模就会不断萎缩。因此，要维持群体的延续和可持续发展，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基本前提。如果说延长退休年龄是缓解老龄化问题不得已的苦药，提高生育率至更替才是最终唯一的出路。我们认为，对人口政策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学者有责任和义务明确指出这点。

但遗憾的是，蔡昉教授这篇几千字的老龄化主题的演讲中对生育政策却只字未提。我也注意到，蔡昉教授曾多次倡导放松生育限制政策，但他对政策效应以及人口趋势的判断却严重失误。例如，由蔡昉为第一作者的《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就预测在全国同步实行“全面二孩”方案会在头几年，可能导致总和生育率超过4.4。即便是同步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生育率反弹峰值也将达到2.4。

生育率达到4.4意味着年出生人口超过4600万，而生育率达到2.4意味着年出生人口达到2500多万人。这种预测之离谱早已经超出了人口学的基本常识，在2013年11月15日，我和黄文政就在财新网的专栏文章中断言，其可能性基本为零。事实上，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之后，年出生人口高峰仅1786万，2014年单独二孩后，年出生人口高峰仅1687万，远远低于蔡昉教授为第一作者的报告的预测。尽管其报告预测对应的年份要略早于政策实施的实际年份，但这完全无法解释如此之大的预测偏差。

尽管之前出现如此重大的误判，蔡昉教授似乎还是没有认识到低生育率的严重性和提振生育率的紧迫性。蔡昉教授在2013年的文章《生育政策调整的路径选择》中提到，“进行较大幅度调整（允许生二胎），尽可能使未来生育率更接近1.8.”首先，要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的更替水平，而且因为中国的出生男女性别比高于其他国家，中国所需的更替水平甚至需要2.15。相比之下，1.8的生育率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将1.8的生育率作为政策目标本来就毫无根据。

其次，蔡昉教授在文中仅建议允许二孩而不是全面放开，这似乎暗示，全面二孩政策就能让生育率接近1.8。但这显然过于乐观了，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能。现在中国年轻人不婚不育的比例在不断走高。即使扣除15%的年轻人，如果剩下的所有人都生两个孩子，生育率也才1.7，怎么也到不了1.8，何况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显示，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而实际生育率通常要比意愿生育率更低。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分析过，即使根据2018年的出生人口估算的生育率仅有1.46，而这些出生人口中二孩的人数甚至比一孩还多，说明其中很大比例是二孩政策堆积生育带来的。去掉这个暂时性的堆积因素，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1.1左右。如果生育率长期保持1.1，每过一代人时间，出生人口就会减半。所以中国无论如何也应该全面放开，而不只是放开二胎。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很可能面临着极严重的超低生育率危机，这是因为压在中国生育率之上的三座大山有难以承受之重。第一座大山是房价，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收入几乎是世界最高的，第二座山是教育，中国的教育成本和间接支出是相对于居于世界前列。第三座山是中国女性在生育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极其缺乏。而且，在长期的一胎化影响下，中国城市家庭已经把生育一个孩子当成默认选择，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还有一点就是，中国不可能通过移民来缓解老龄化问题。其他低生育率国家如新加坡，韩国都可以吸引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年轻人移民来补充年轻人口，最近连一向不太愿意接受移民的日本也加大了吸引移民的力度。但中国的体量太大了，周边和中国文化相似的东亚国家体量相对来说太小了，而且自己也面临低生育率危机。

简而言之，超低生育率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延长退休年龄或许可以部分缓解老龄化对养老体系的冲击，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极度老化以及人口急剧萎缩给经济、社会、科技各个方面造成的危机。要维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必须果断地180度的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尽快开放生育和推出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我也真诚地希望，蔡昉教授能够直面中国人口的现实，准确判断中国未来人口走势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在推动人口政策合理化的努力中，做出与其地位相适应的贡献。

参考文献

文献1：《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文献2：本杰明·F. 琼斯：《年龄与伟大的发明》（“Age and Great Invention”），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论文，第11359号，2005年。
文献3：梁建章、王辉和Edward Lazear在2018年10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PE）上发表的联合论文——Demographics and Entrepreneurship